“科研人員要有分寸地傳播成果，過度宣傳會讓社會過分期待，若目標不能實現，最終將造成社會對科學家和科學的不信任。”面對科研界的宣傳“浮夸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學術主任蒲慕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直指“夸大宣傳”的不良后果。
以特定方式包裝、剪裁科研成果并夸大宣傳，這種“灰色地帶”的失信行為，近年來越發頻繁地出現。究竟什么樣的成果是真正的“重大”“重磅”成果？哪些表述應謹慎使用？蒲慕明在受訪時給出了建議和思考。
有熱情但要有分寸
從科學發現到實際應用，大多需要經歷一個漫長過程。
蒲慕明以癌癥治療為例指出，多年來，不斷有媒體報道某種癌癥找到了解決方案，將正在研發的藥物描述為可治療某種癌癥，但事實上，多數癌癥迄今還不能真正被治療。
“讓社會產生過度期望，將使大眾對科學家和科學發展失望，甚至形成‘科學家講話不可靠’的印象。而在此過程中，科學家夸大個人成果是重要因素。”蒲慕明說。
在他看來，科研人員對個人成果夸大宣傳，既有個人原因，也有外部環境因素。
“個人的性格和需求、所處的科研發展階段，都會影響其對分寸的把握。比如，科研人員原本性格喜歡夸大或是自己不受認可時，會夸大個人成果的重要性。”蒲慕明說。
另一方面，為了贏得社會和學術共同體的正面評價、出于個人申請經費需要和想得到更高的“帽子”等，也是原因之一。
“對于外行人來說，他們不能全面理解科研成果的重要性，而科研人員為了強調其重要性，且認為應該得到更高的評價時，常常就會將其夸大。”蒲慕明表示。
那么，科研人員應該傳播自己的成果嗎？蒲慕明認為，科學傳播很重要，當有了真正的重大發現時，肯定要進行傳播讓社會了解，但必須實事求是地描述科學進展，給社會一個“比較符合事實的期待”。
“夸大宣傳不是我國科研界的獨有現象，而是全世界都有的現象，其中的分寸和尺度很難把握。”蒲慕明坦承，通常來說，科研人員都會覺得自己做的研究工作很重要，然而同行卻常評價“成果的重要程度沒有那么高”。不過，一個人認為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正說明了其對工作有熱情，這是好事，只是不能夸大其詞。
科研機構做好“把關”
“有時候科研機構是容忍個人夸大行為的，因為短期內可以給機構帶來聲望、大量資金等。”蒲慕明直言。
蒲慕明回溯了“黃禹錫造假”案例。2004年前后，韓國科學家黃禹錫的相關研究一度令他成為韓國干細胞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后，他所在的首爾大學成立國際干細胞研究中心，由黃禹錫擔任主任；韓國政府授予其“韓國最高科學家”榮譽，并向他的研究小組提供數百億韓元研究經費。
然而，2005年，首爾大學調查發現，黃禹錫發表在《科學》上的干細胞研究成果均屬子虛烏有，相關數據屬偽造。這一事件不僅使其本人名譽掃地，韓國整個干細胞研究領域也遭受到了巨大沖擊。
蒲慕明曾與黃禹錫的同事交流過此事。“他們覺得，黃禹錫平時就比較喜歡夸大，申請經費時，他為單位帶來了很大利益，單位對他的夸大行為是容忍的，而這種容忍也成為他最后走向造假深淵的重要因素。”
從言語上的夸大到科學行為的造假，是一個漸進過程，如不加以制止，科研失信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杜絕科研失信行為，既要靠科研人員自律，也要有制度約束。
“我國不是沒有制度，我國關于科研誠信的規章制度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只是沒有嚴格實施，也沒有人對最終的審查決策進行監督。”蒲慕明強調，對于夸大宣傳、論文掛名、成果報獎等科研活動中的“灰色地帶”，科研單位應真正落實制度、做好把關審查。
近年來，相關部委發布多項科研誠信規制，中國科學院更是連續5年發布科研誠信提醒，基本涵蓋科研活動全過程。
“我看到最近對中國科學院有關論文署名和報獎問題提醒文件的學習情況，就是大家讀一遍就完了，沒有真正花時間剖析反省自己或單位是否存在這種情況。”這種現狀讓蒲慕明感到擔憂。
他坦言，其實科研人員都明白“灰色地帶”的行為是不合理的，但他們常常有種“無力感”——整個科研文化環境如此。比如論文掛名，只是向某位研究人員要了一點樣品，就得把他掛名為共同通訊作者，而這位“合作者”可能連論文都沒有好好讀過，但報獎時卻將論文列為他的重要成果之一。一般科研人員的想法是，“不這么做可能會得罪人，以后工作不方便”。
蒲慕明強調，科研單位一定要有明確的具體措施，針對此類“灰色地帶”問題找出解決方案。
對于當前科研誠信調查中存在的問題，蒲慕明認為，我國需要成立由同領域專家組成的第三方獨立審查部門，作為科學失信案件的“紀委”，真正負起責任，并給出判斷，依據規章制度給予相關負責人懲戒。
建立“批評文化”
“填補空白”“重大突破”……常被用作描述科研成果的重要性，但如何使用才是合理的？
蒲慕明認為，填補空白，通常是指做出了某個國外有而國內沒有的成果；“從1到100”的漸進式發展，也可稱作填補空白。
而只有“從0到1”的創新才能被稱為真正的“重大突破”，其能開創新理論和技術的范式、方向，能改變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格局。不是在權威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就稱之為“重大突破”。蒲慕明表示，屬于“重大突破”的工作很少，它需要科研人員長期甘坐“冷板凳”，而且其影響要經得起時間考驗，“看看未來有多少人受你工作的影響，才能夠定義”。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都是‘從1到100’，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從0到1’。”蒲慕明說，“因為‘從0到1’是證實原理，而‘從1到100’是真正將理論推向實際應用不可少的苦功夫，有時是更難的工作。”
研究生是科技創新的后備力量，科研誠信需從研究生教育抓起。
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神經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神經所）是全國最早進行科研誠信教育的科研機構之一。研究所成立后不久，蒲慕明在年會報告中就曾專門闡述過科研誠信的重要性。2012年，神經所創建開設了科研誠信課程，蒲慕明以及一些研究組長一直擔任授課老師。
蒲慕明還在研究生年度論文指導委員會中推動建立“批評文化”。“實驗設計不合理、結果不可靠，委員會的老師們要當場提出來。”蒲慕明說，他參加過上百個研究生的論文指導委員會，“我自己的研究生就曾經被批得體無完膚。”不過，他感到很欣慰，神經所的論文指導委員會發揮了很好的職能，該所畢業的學生很受國際頂尖名校的歡迎，“他們既有接受批評的心態，也有批評別人的勇氣，這實際上是一種求實求真的科學態度”。
“誠信是一種習慣。要讓年輕一代明白科研活動中的‘灰色地帶’是問題，這樣才能把握分寸；否則，把‘灰色地帶’當成習慣，久而久之，就可能演變為造假行為。”蒲慕明說。
“科研人員要有分寸地傳播成果，過度宣傳會讓社會過分期待，若目標不能實現，最終將造成社會對科學家和科學的不信任。”面對科研界的宣傳“浮夸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學術主任蒲慕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直指“夸大宣傳”的不良后果。
以特定方式包裝、剪裁科研成果并夸大宣傳，這種“灰色地帶”的失信行為，近年來越發頻繁地出現。究竟什么樣的成果是真正的“重大”“重磅”成果？哪些表述應謹慎使用？蒲慕明在受訪時給出了建議和思考。
有熱情但要有分寸
從科學發現到實際應用，大多需要經歷一個漫長過程。
蒲慕明以癌癥治療為例指出，多年來，不斷有媒體報道某種癌癥找到了解決方案，將正在研發的藥物描述為可治療某種癌癥，但事實上，多數癌癥迄今還不能真正被治療。
“讓社會產生過度期望，將使大眾對科學家和科學發展失望，甚至形成‘科學家講話不可靠’的印象。而在此過程中，科學家夸大個人成果是重要因素。”蒲慕明說。
在他看來，科研人員對個人成果夸大宣傳，既有個人原因，也有外部環境因素。
“個人的性格和需求、所處的科研發展階段，都會影響其對分寸的把握。比如，科研人員原本性格喜歡夸大或是自己不受認可時，會夸大個人成果的重要性。”蒲慕明說。
另一方面，為了贏得社會和學術共同體的正面評價、出于個人申請經費需要和想得到更高的“帽子”等，也是原因之一。
“對于外行人來說，他們不能全面理解科研成果的重要性，而科研人員為了強調其重要性，且認為應該得到更高的評價時，常常就會將其夸大。”蒲慕明表示。
那么，科研人員應該傳播自己的成果嗎？蒲慕明認為，科學傳播很重要，當有了真正的重大發現時，肯定要進行傳播讓社會了解，但必須實事求是地描述科學進展，給社會一個“比較符合事實的期待”。
“夸大宣傳不是我國科研界的獨有現象，而是全世界都有的現象，其中的分寸和尺度很難把握。”蒲慕明坦承，通常來說，科研人員都會覺得自己做的研究工作很重要，然而同行卻常評價“成果的重要程度沒有那么高”。不過，一個人認為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正說明了其對工作有熱情，這是好事，只是不能夸大其詞。
科研機構做好“把關”
“有時候科研機構是容忍個人夸大行為的，因為短期內可以給機構帶來聲望、大量資金等。”蒲慕明直言。
蒲慕明回溯了“黃禹錫造假”案例。2004年前后，韓國科學家黃禹錫的相關研究一度令他成為韓國干細胞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后，他所在的首爾大學成立國際干細胞研究中心，由黃禹錫擔任主任；韓國政府授予其“韓國最高科學家”榮譽，并向他的研究小組提供數百億韓元研究經費。
然而，2005年，首爾大學調查發現，黃禹錫發表在《科學》上的干細胞研究成果均屬子虛烏有，相關數據屬偽造。這一事件不僅使其本人名譽掃地，韓國整個干細胞研究領域也遭受到了巨大沖擊。
蒲慕明曾與黃禹錫的同事交流過此事。“他們覺得，黃禹錫平時就比較喜歡夸大，申請經費時，他為單位帶來了很大利益，單位對他的夸大行為是容忍的，而這種容忍也成為他最后走向造假深淵的重要因素。”
從言語上的夸大到科學行為的造假，是一個漸進過程，如不加以制止，科研失信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杜絕科研失信行為，既要靠科研人員自律，也要有制度約束。
“我國不是沒有制度，我國關于科研誠信的規章制度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只是沒有嚴格實施，也沒有人對最終的審查決策進行監督。”蒲慕明強調，對于夸大宣傳、論文掛名、成果報獎等科研活動中的“灰色地帶”，科研單位應真正落實制度、做好把關審查。
近年來，相關部委發布多項科研誠信規制，中國科學院更是連續5年發布科研誠信提醒，基本涵蓋科研活動全過程。
“我看到最近對中國科學院有關論文署名和報獎問題提醒文件的學習情況，就是大家讀一遍就完了，沒有真正花時間剖析反省自己或單位是否存在這種情況。”這種現狀讓蒲慕明感到擔憂。
他坦言，其實科研人員都明白“灰色地帶”的行為是不合理的，但他們常常有種“無力感”——整個科研文化環境如此。比如論文掛名，只是向某位研究人員要了一點樣品，就得把他掛名為共同通訊作者，而這位“合作者”可能連論文都沒有好好讀過，但報獎時卻將論文列為他的重要成果之一。一般科研人員的想法是，“不這么做可能會得罪人，以后工作不方便”。
蒲慕明強調，科研單位一定要有明確的具體措施，針對此類“灰色地帶”問題找出解決方案。
對于當前科研誠信調查中存在的問題，蒲慕明認為，我國需要成立由同領域專家組成的第三方獨立審查部門，作為科學失信案件的“紀委”，真正負起責任，并給出判斷，依據規章制度給予相關負責人懲戒。
建立“批評文化”
“填補空白”“重大突破”……常被用作描述科研成果的重要性，但如何使用才是合理的？
蒲慕明認為，填補空白，通常是指做出了某個國外有而國內沒有的成果；“從1到100”的漸進式發展，也可稱作填補空白。
而只有“從0到1”的創新才能被稱為真正的“重大突破”，其能開創新理論和技術的范式、方向，能改變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格局。不是在權威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就稱之為“重大突破”。蒲慕明表示，屬于“重大突破”的工作很少，它需要科研人員長期甘坐“冷板凳”，而且其影響要經得起時間考驗，“看看未來有多少人受你工作的影響，才能夠定義”。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都是‘從1到100’，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從0到1’。”蒲慕明說，“因為‘從0到1’是證實原理，而‘從1到100’是真正將理論推向實際應用不可少的苦功夫，有時是更難的工作。”
研究生是科技創新的后備力量，科研誠信需從研究生教育抓起。
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神經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神經所）是全國最早進行科研誠信教育的科研機構之一。研究所成立后不久，蒲慕明在年會報告中就曾專門闡述過科研誠信的重要性。2012年，神經所創建開設了科研誠信課程，蒲慕明以及一些研究組長一直擔任授課老師。
蒲慕明還在研究生年度論文指導委員會中推動建立“批評文化”。“實驗設計不合理、結果不可靠，委員會的老師們要當場提出來。”蒲慕明說，他參加過上百個研究生的論文指導委員會，“我自己的研究生就曾經被批得體無完膚。”不過，他感到很欣慰，神經所的論文指導委員會發揮了很好的職能，該所畢業的學生很受國際頂尖名校的歡迎，“他們既有接受批評的心態，也有批評別人的勇氣，這實際上是一種求實求真的科學態度”。
“誠信是一種習慣。要讓年輕一代明白科研活動中的‘灰色地帶’是問題，這樣才能把握分寸；否則，把‘灰色地帶’當成習慣，久而久之，就可能演變為造假行為。”蒲慕明說。